镇雄县里的人多半都听说本地出了位追凶少年,知道多年前有桩命案,发生在场坝镇。受害者有个儿子,当年只有9岁,17年后,他千里追凶,在福建找到了杀父凶手并交给警方,一个坚毅的英雄故事。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孩子是命案发生的源头,也几乎目睹整个过程,以这种方式失去父亲后,他的人生从此走向另一条路。

记者|驳静

摄影|缓山

镇雄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离它最近的机场在贵州省毕节市,开车约80公里。它也有高铁站,不过极不方便,离城中心远,而且没有公共交通,车辆都是私营,所以一出站,巨大的拉客声震慑人心,大巴车和小客车都会涌到你面前让你坐他的车。我后退两步问车站工作人员,怎么去场坝镇,他一张嘴声音就被声浪吞没。

一个抱娃的姐姐拉我一把,说她也去场坝,“咱们一起”。她10岁就出去打工,回来探亲,还没来得及听说自己老家镇上的“英雄故事”,有位同龄人,叫向明钱,2000年时9岁,因为与邻居家小孩打架,两家人为此拼命,他父亲被杀死,凶手却一直逃逸在外。警方“压案不办,有案不立”,少年人苦心孤诣,靠自己一人找寻杀父凶犯的下落。17年后,他凭借一点线索追到福建,找到了案犯张光奇。

但本地人多半都听说了向明钱追凶之事,尤其是在场坝。整个场坝镇主要就是一条街道,从一头到另一头也就三公里多,末端开岔,一分为二,居民房沿这条路往四周发散。到了场坝我才知道,向明钱一家约20年前就已经搬走,老屋还在,门上挂锁,不沿街,需要穿一截窄巷才到。房子两层,已经非常破败,抬头看二层阳台,还能看到几个蛛网在飘荡。但杀人犯张光奇的亲人还在原地,他哥哥张光明开了三间店铺,出售烟花爆竹和丧葬用品,向家当年的地摊就摆在它对面。2000年8月27日晚,向明钱的父亲向文志就在其中一间屋中被害。从此向明钱就在寻找张光奇。

2017年,找到张光奇

向明钱的线人比他大一点,也是镇雄人,也在社会上“玩过”。2017年,两人约在县里一家咖啡馆见面,在这里坐了几个小时。向明钱已经听说对方手中掌握重要线索,知道张光奇如今身在何处,这次是想说服对方一起去寻找张光奇。这些年,线索听到过很多,2007年和2013年分别出去找过两回,都无功而返。这次的线索看上去很可靠,向明钱希望说服线人,为他带路。他许下的话语很重,“反正你以后有事,我一定到,就算死,也都无所谓”。线人终于同意,代价是向明钱向他支付大约6万元,当作报酬。

追凶队伍由四人组成,除了向明钱与线人,还有母亲郑明秀和她后来的丈夫。 向家三人从镇雄出发,坐客车,先到毕节,再换车南下,目的地在福建省南安市省新镇,这里有家“恒盛餐具厂”,线人提供的消息就是,张光奇在这里上班。

路上花去一天半,但到恒盛餐具厂一看,大失所望,这里大门紧闭,久久没有人出入。对面小卖部的人告诉向明钱,这厂已经没在做了,新厂在街的另一头,离这里几公里。到那里同样没有找到人。他们在整个省新镇找了两天,打听到一些消息,比如餐具厂是有其人,不过名字叫邵亮,是个技工,但此时人去了何处,无人知晓。没想到线人提供的线索这么快就断了。

厂区一带,有家贵州乡菜饭馆,老板听他们是镇雄人,过去跟他们发烟、寒暄,说人在异乡,云贵川就是一家。向明钱只说自己过来这里是工作。老板又说他可以帮忙找工作。向明钱在他那里吃过几次饭后,决定向他袒露真实目的。这些年,他的线索都是这样获得,碰到老乡就提一句。在镇雄,有人从场坝上来,饭桌上他要提,到昆明,有老乡从镇雄来,饭桌上他要提,走到外面,老乡的范畴更大,他还是会提。提来提去都是一句话,“只要有线索,要求你只管提,只要我能做到”。一无所有的向家人能做到什么?向明钱知道少数人会把他的话当真,更多人是不屑与嘲笑,不过他不在意,凭一个名字寻人本来就是大海捞针,他抛出去的这些话,充当一块块小磁铁,吸引只言片语。在他心中,线索不能用钱衡量,但这个社会,总有人会为了钱向他提供线索。

饭馆老板答应同他见面,来的时候开了辆白色轿车。向明钱把他带到宾馆旁边的巷子,走进去,有个社区健身角。两人在这里站下来抽烟聊天。向明钱手里有张光奇的黑白证件照,多年以前,场坝有个亲戚帮他截获一封信,信里就有几张证件照,之后他将照片带在身边。向明钱指着照片,告诉老板:“这个人在我很小的时候杀了我父亲,想麻烦你帮忙打听,目前知道他在餐具厂上班,技术工,擅长打磨抛光。”向明钱把他小时候见到父亲被杀害的事也说了说。这位老板开了好几家餐馆,与餐具厂多有生意来往,答应帮忙。两人坐着他的白色轿车,开车40分钟,爬了一个山头,到了康美镇,这里有很多餐具厂,或许张光奇就藏身其中。

从山坡上看下去,康美镇平平的全是厂房,与镇雄多山且地势起伏很不同。之后几天,向明钱就在该镇寻找张光奇。

2017年8月29日,向明钱摸到青山村,这里比较偏僻,但也有三家小厂,都是餐具厂,互相之间不太远。向明钱走向第三家厂子的时候是中午,厂在村口,门口有棵桂圆树,很大,树底有石头堆将它围起。8月份,桂圆成熟的季节,向明钱过去摘桂圆吃,一抬头,看到树上挂着鸟笼子,笼里有只画眉鸟。

向明钱又看到一辆福特车,三个男人,其中一个穿篮球服,黄色白边,背朝向他。没等向明钱走近,三人迅速往里走,走进一间房子。“篮球服”从头至尾都没有回头,脸都没侧一下。

生活在场坝时,向明钱对张光奇有印象,他夏天爱穿篮球服,在家门口跟人下象棋,张家人爱玩画眉鸟,结合两件事,即便没看到脸,向明钱也在心里判断,那个穿篮球服的男人有五成可能性是张光奇。他决定在此蹲守。他找到一处山包,山上有林子,与厂有点距离,但正对着门口,能看见桂圆树。

接下来两天时间,他与继父就安扎在这块山包上,轮流盯梢,母亲留在宾馆里。他带了一副望远镜,购于当地夜市。在同一个夜市,他还买了把匕首,二指长,柄上按钮按下,刀片应声弹出,其实只是把弹簧刀。向明钱将刀别在皮带上,在心里做假设,假如找到张光奇,假如正面撞上,假如他试图逃跑⋯⋯他认为自己或许会动手。不过刀此时不在身上。买到刀的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他就发现刀没了,叫继父给收缴了。郑明秀说向明钱那天大哭了一场。他小时候,被她打,抿住嘴,咬紧牙,但就是不哭。一把没什么杀伤力不值几块钱的弹簧刀倒叫他哭了。

埋伏到第三天下午,向明钱看到有个人到桂圆树那里提鸟笼。透过望远镜,他看到这个人,比印象中那个人老了一点,头发短了一点,脸上肉多了一点,但的确就是张光奇,“起码80%可能是”。17年过去,从25岁到42岁,从云南到福建,从山地到平原,张光奇的习惯没有变。

那一刻,向明钱心跳加速,又告诉自己千万冷静,“挺高兴,又挺想找他麻烦”。他没去找他麻烦,而是联系了镇雄县公安局。出发之前他已经去过一趟,目的是希望警方能带人同他一起去福建,没有成功。现在人找到了,镇雄县警方告诉他,让他等一等,他们会派人过去。向明钱等不了。他又联系了福建警方,他们让他到康美镇派出所等候。

向明钱到康美镇派出所时,康美镇所属南安市几位刑警已经到达,不过抓人现场向明钱没能去,他只能在派出所等消息。他没有等太久。警车开回所里,还没进门,向明钱就冲出去了,扒着警车问“抓到了没有,抓到了没有”。刑警说:“你们先回去,我们会通知云南警方来拿人。”就这一句话,向明钱心里明白成了。他趴在副驾驶车窗那几秒钟,看到后排还有两个人,光线很暗,可还是能看清,他看到张光奇直视前方,看到他了,但似乎没有认出他来,毕竟当年他只有9岁。想象中与仇人的目光对视没有发生。再后一次见到张光奇,是在场坝,警方一般都需要案犯去指认现场,向明钱听到消息也赶了过去。这一回他见到了当年跟他打架张家小孩子,也早是个成年人了,冲着他,向明钱骂了一句憋了很多年的话:“你们张家人给我等着!”

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张光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向明钱把这张判决书每一页都小心地拍了照,保存起来。

2000年,杀人现场

镇雄是云南省人口大县,有170多万人。县城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是堵车,外地人到了这里,想不到车辆如此密集,其中又有相当比例是出租车。一位师傅告诉我,出租车数量是准确的701辆,都是私人所有,不属于任何公司。在镇雄人眼里,这是门好营生,前提是拿得出50多万元,这是一辆出租车的转让价,赚回成本一般需要三四年。所以镇雄出租车的习惯做法是拼车,从县城打车去场坝,通常需要40块钱。十几公里,要过隧道,拐山路,盘山公路修得不错,但曲曲折折。

场坝每逢农历三六九有集市,附近小生意人会到此处摆摊。早几年,集市总会发生摩擦,冲动起来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一位老人告诉我,20年前的场坝,有矛盾多半就“自己打一打解决”。县城治安这几年是好了,早几年,出租车师傅对夜间出车都非常谨慎,“不敢跑城外,怕被抢”。2000年8月27日那天晚上,场坝一条街上的两家邻居,从小孩子打架,升级到女性家长之间动手(张家的奶奶和向家的姐姐),争端升级到男性家长时,增加了扁担、菜刀和杀猪刀等武器,最终有死有伤。

镇雄县场坝镇,命案所发生的那条街,也是镇上的主干道

场坝卫生院前院长郎学家,在这里工作有40多年,如今已经退休。90年代他救治过一个男人,打架被人砍成重伤,是个冬天,路面严重冰冻,出行困难,镇卫生院没有足够的血浆,伤者因此不治。但2000年的向文志,在张家屋里被砍刺多刀,人送到卫生院时就已经停止心跳。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郎学家在证词里说:“我用听诊器听了一下,感觉已经没有心跳,估计是杀着心脏,已经无法抢救了。”2020年9月28日,我在场坝镇中心医院三层找到郎学家,他却说,当天不是他值班,经手救治向文志的人不是他,对判决书里他名字下的证词,他感到疑惑。

2000年8月28日,向文志去世的第二天早上,卫生院门外围了许多人,向明钱的姐夫王建祥说有“上千人”,应当是夸张,但的确,当一个小镇突然发生命案,县里来的法医要在此地现场解剖时,看热闹的人不会少。郎学家说,镇里如果需要解剖尸体,“没有办法,只能露天进行”,卫生院里房间比较小,又不可能找民房。向明钱也去了,母亲郑明秀站在他身后,他们二人都离至亲的遗体两三米远。按常识,这样的场面不应当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场,向明钱说反正他就是看到了,他看到法医把他父亲的心从身体里掏出来。

9岁的向明钱在那几天里,还看到过更残酷的画面。

争端升级到男性家长之间后,母子二人站在张家门槛外,听里面打斗厮杀,向明钱曾捡起一块石头,拳头大小,往门里丢,砸到了什么人。后来门里飞出来一条板凳,击中郑明秀的脸。这当中,张光明向王建祥后背砍了三刀。向明钱看到门槛里的父亲,头冲外,想要逃跑,又被拖进门里。七天后,安葬向文志那天,棺材移开一条缝,他看到死去父亲的脸,“乌的,舌头伸在脸外,有半根小指长”。

这几个画面印在向明钱脑中,构成他人生分界线。 在那之前,他还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不是很爱念书,但聪明,拼音学得不错。他是家里最小的男孩儿,备受宠爱,得到默许,上学时可以装一包水果去学校分给同学。发烧的时候爸妈会让他挤在两人中间睡,身上的零花钱足够他一口气吃好几根冰棍。向文志作为一家之主,挺能挣,他摆了六个摊位,三个卖水果蔬菜,三个卖铁皮炉子。炉子是他的一技之长,做一个能卖25块,有固定客户,每个月来收购几十个走。除此之外,向文志还会上粮管所扛米袋,他在场坝以力气大出名,“180斤一袋,一次能扛两大包”。

在那之后,追凶的种子逐渐萌芽,向明钱辍学,开始混迹在县城街上,试图混成“大哥”,以便回去找张家人,未遂,16岁那年还被砍成重伤,背、右肩、左胯,还各有长短不一的刀疤。追凶的念头不断生长,填充了向明钱之后的人生。

少年阴影

父亲去世后,还在场坝那两年,向明钱经常挨打。郑明秀说,有时候是因为向明钱不肯去上学,有时候是因为一想起来,都是向明钱跟张家小孩玩水惹的祸,想得难受,“难受的时候就打他”。她说:“(孩子)恨,我也要打他,不恨我也要打他。”挨着打,向明钱有时会跟母亲放狠话,“等我长大我就把他杀了”。郑明秀叹一口气,“你爸爸又高又大又快,都被人家杀了,你这么一点,人家不把你杀了就好了”。

一家人互生埋怨。向明钱的姐姐与她丈夫王建祥之间吵架,经常吵向一个终点,“如果你当时没有⋯⋯”王建祥背上中了三刀后,从此做不了重活,家中条件不如从前。2012年,二人感情终于彻底失和,那是在昆明,最小的孩子才四五岁,向明钱的姐姐给孩子买了瓶花生牛奶,就走了,去了浙江,再没回来。从此也没跟王建祥通过一次电话。向明钱有一次到了浙江,到姐姐家楼下,请她下来见一面,也没见成。

王建祥虽然与向明钱姐姐已经分开多年,但当年的命案还是把他们深深地绑在一起

家中顶梁柱突然被杀,剩余母子三人迅速垮了。 他们曾在屋里翻寻,没找到钱,向文志死去时穿的衣服里面有30多块钱,沾了血,本来想保存起来,最后也花掉了。两个儿子还小,郑明秀经此一事,身心都受了伤,无心经营水果摊,逐渐入不敷出,她的情绪与生活都变得糟糕。

一个家庭失去丈夫、父亲,意味着什么?懊悔,悲痛,穷苦,都没错。但在场坝,向家人更强烈的感受是屈辱。 去镇派出所和县公安局反映情况,总是没有进展。杀人犯张光奇逃跑了,张家人继续过生活。“那种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你说啥子人家都不把你当回事”,“整个街上的人,没人把你当人看”。

按照正常逻辑,在街坊四邻中受唾弃的应当是杀人犯亲属,但在场坝,这是强悍的象征,无奈离开的是弱者。 2002年冬天,郑明秀带着兄弟二人搬到镇雄县。不久后,向明钱的姐姐与姐夫一家,也离开了场坝,主要原因都是“面亏”。王建祥说:“事情发生好几年,没有得到处理,也没有给个答复,抬不起头做人。”郑明秀作为两个未成年男孩的母亲,感受更多,“如果没有吃的,人家要笑,吃得不好,人家也说。他们当面不说,背后说,没面子,当年也是这么想,才搬走”。带他们搬进城,她寄希望于,两个儿子一年比一年大,慢慢混总会有一天混出头。

到镇雄县,郑明秀找了男人,自己住一个地方,另外给兄弟俩租了间旧房子住。向明钱对这段少年时光的情感很复杂。他记得房子非常破,几块砖垒起灶台,床也是,一块木板,两头用砖架起,“小时候挺恨她的,没有管我们”。长大后才理解,一个女人,丈夫死了,再找个伴挺正常。那几年,他与哥哥向守玉(化名)相依为命。父亲死后,哥哥没话了,也不爱笑,一天到晚只知道去找活。卸货,像重庆的棒棒军卖力气,有时一天能挣六七块钱,但也经常找不着活儿。没钱的时候一天吃一顿水煮白菜。刚搬到镇雄县那几年,日子过得相当辛苦,一切都靠自己。向守玉记得那个时候弟弟会偷偷哭,但他寡言,从不去跟弟弟说什么,“让他哭一下心里会舒服一点”。他自己也哭,“一方面是想念爸爸,一方面是不晓得明天还能不能活着”。那种生活“太难熬了”,“肚皮吃不饱只是苦,难熬的是,自己做啥子都不行”。

在镇雄的最后一个夜晚,9点多,我见到了向守玉。郑明秀说她有一次打弟弟,“这么粗的竹竿子破(裂)成三根,他哥哥扑到他身上,喊我打他,不要打他弟弟”。小时候是哥哥保护弟弟,现在,向明钱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把哥哥保护起来,不见人。“在镇雄你可能不知道,如果他们要整我,会拿我哥哥和他的孩子们下手。你要写我哥,一定要使用化名。”向守玉比向明钱大两岁,个儿比弟弟高一点,但是很瘦,一张方脸,似乎总咬着牙。少年时去过贵州、昆明等地打工,后来带回来一个老婆,回镇雄生活,生了三个孩子。

他们一家五口住在镇雄老城区,与中心城区相比,这里地势较高,站在路口需要仰望,好像一座山头,车停在“山脚”,后面的路最好步行。往上的马路最开始还能通车,越走越窄,拐到一条更窄的巷子,一栋六层高的楼窝在此处。大楼有门禁,但需要里面的人手动打开,楼梯也没有防护栏,仿佛建完后修了一半,施工队跑了。向守玉家是个两室一厅,五口人在这里住了有四年,房租一年5000块。进门就是客厅,搭了张床,摆了两个架子,其中一个塞满小学课本和题册,它们属于向守玉的大女儿。

坐在客厅床边的椅子上,向守玉跟我聊了一个小时。他宽大的旧袄很脏,灰扑扑的,裤子更宽大,头发乱糟糟。他每天早出晚归,在工地上提水泥,干重活,不敢停,“稍微休息一天,每天的开支就不得了”。年少时生活难熬,直到现在还是喘不了一口气,“就像一个小学生读书,一开始就没人教没人带”。从他一坐下,就没抬眼睛直视我,讲话的时候侧起头,有时我听他讲到爸爸的部分,声音哽咽,头只埋得更低。在追凶这件事上,向守玉没能帮上忙,出不了钱也出不上力,但他认为弟弟做的事是对的,“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从那一年离开场坝到现在,他几乎只干工地,而弟弟人要聪明一点,书读得要多一点。包括哥哥、母亲,还有姐夫,全家人都认为,追凶这副重担只能压在向明钱身上。

凶手归案后

离开哥哥家,向明钱跟我一同出门,像是下山,一路都在急急地往下走。他一直边走边说话,说的是他接下来的打算,有时提到过几天又有什么媒体要来,有时又问我,他的事在网上是否还有热度。又突然想起来似的,说:“如果我跟我哥走在街上,别人以为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很少听哥哥一口气讲这么多话。向守玉本来话就少,每天干力气活又熬人心血,回家后更是没话。张光奇被捕那天,向明钱记得他哥哥接起来也只应了声就挂了。听我们聊天,他才知道,接到电话时,哥哥正在班上干活,不敢多讲,因为要是被发现偷懒,这份工作就没了,又得重新找活儿。

从外表看,向明钱与他哥哥的确截然不同。他整个人很爽利,头发剪得很短,黑皮鞋,深色牛仔裤,修身,黑色皮革外套也是修身款,里头一件高领黑色毛衣,走路的样子挺有自信。前几天上山,去他父亲的坟地,山路泥泞,之后几天我就在挂满泥的裤腿与鞋里行走,可他当晚就把皮鞋擦得干干净净,裤腿的泥也消失不见。

向明钱家老屋的二层,张光奇落案前,向明钱没回来过

终于走回城中心的时候,他似乎松懈下来。举手机对着街道拍了两张照片,灯光璀璨,拍出来不像一个小县城,似乎又跟女孩子视频聊天了一小下。我心想,这才是一个30岁男孩子本该过的正常生活。2017年之前,向明钱毕竟还是过一些正常生活,卖过二手电脑,谈过女朋友,但自从2017年8月31日,张光奇被福建南安市公安局抓获后,向明钱看到了希望,更加投入。镇雄法院判处张光奇无期徒刑,这个结果对他来说并不足够,他坚持认为,当年杀害他父亲的人,不只张光奇一人,当时在张家屋里的其余四人都有关系。对他来说,事情远没有结束。比如,听说郎学家告诉我说当年值班医生不是他时,向明钱有点兴奋,反复问我对方是怎么说的,他无法理解证词究竟是如何取得的,怎么会出现如此差异。

他去寻找当年的证人、办案人,请他们回忆细节,录下来保存好。他把材料递到昭通市相关部门,昆明市公安局每个月25号是“局长接待日”,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跑去交一趟材料,但总是“抱着希望进去,带着沉重的压力出来”。出来后心情难以平静,就找个有树的地方坐下来,抽烟,或者一直走一直走。

他总在脑子里一遍遍捋材料,他怀疑自己的电话被监听,习惯性把重要谈话录音。他把重要材料随身携带,装在他的蓝色公文包里,片刻不离身。 这只公文包,在我们去场坝老屋,爬陡峭的楼梯时,短暂地交给过我,我拎到手里,突然感觉忐忑不安,似乎沉甸甸的。二楼房间门挂着锁,钥匙丢了,找不到合用工具,只好砸,向明钱没腾出手来取回公文包,砸了一会儿,忽然侧头,迅速找一眼我手的位置,才又继续砸。

追凶的代价中,关于钱的部分向明钱偶尔才会提到。实际上每一步都需要钱。 2017年那趟成功的追凶花去七八万元。更早之前,2013年,就有人提供线索,要价他出不起,只好作罢。但他还是凭大概方位,单独去了一趟福建晋江,在那里找线索大半年,未果,后来想想,那次的方向其实是对的,只是因为没钱,没有得到更具体准确的方位。现在每跑一趟昆明要好几千。这三年来向明钱居无定所,回到镇雄,有时住姐夫家,有时住哥哥家,但很少同哥哥谈起具体的事,追凶越发成为他一个人的责任。2017年之前,他从没回过场坝,“只要提到场坝这两个字,我就会想起当年的一幕一幕一幕”。今年9月,他过去发的700多条微博终于在网上引起关注,接到很多电话,每个电话总要讲上一两个小时,反复诉说从前刻意回避的场坝生活,他带不同的记者回老屋拍视频,到山上看父亲的坟,频繁陷入悲伤的情绪中。

我问他:“如果当年没有在现场亲眼看见那些事情,现在你的生活会不一样吗?”

“不会。”

“如果当年命案不是由你引起,还是会做这些事吗?”

“一样的。”

他说:“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处理了,我会去一个视野很宽阔的地方,大声地吼出来,释放一下。”又说:“如果无路可走,我会用自己的方式。”两种假设都还没有发生,不知何时发生,不知哪种率先发生。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