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这里出了6位“两弹一星”元勋:塔院5号楼的故事

  这是一个“惊雷出自无声处”之地

  其中的5号楼更是出了6位“两弹一星”元勋

2018年,塔院子弟去青海221厂寻访父辈足迹,在原子城纪念馆里的纪念墙前合影。纪念墙上刻着的6500位核工业创业者的名字,已经模糊难辨。图/受访者提供2018年,塔院子弟去青海221厂寻访父辈足迹,在原子城纪念馆里的纪念墙前合影。纪念墙上刻着的6500位核工业创业者的名字,已经模糊难辨。图/受访者提供

  塔院5号楼的故事

  本刊记者/鲍安琪

  发于2020.11.16总第972期《中国新闻周刊》

  “搞原子弹,就是反复试验。试验回来了分析,分析了再试验。你只要不怕困难,一次比一次成功,完全成功了,原子弹就出来了。”

  原核工业部副部长刁筠寿反复强调着这一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前的这位老人,今年105岁,坐在轮椅上,眼睛已看不见,听力也有困难。他作为“九院”党委第二书记,参加了青海221基地和四川902基地的创业建设,可谓硕果仅存的核工业元老级人物之一,但或许由于工作性质,名字却几乎不为公众所知。

  即便他们的孩子,也是要到多年以后,才逐渐了解父辈的工作,了解到自己从小生活的“塔院”,是个“惊雷出自无声处”之地。

  而其中的塔院5号楼,更是出了王淦昌、程开甲、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于敏6位“两弹一星”元勋。

  金色时期

  塔院位于海淀区花园路北端。当年这里因人烟稀少、又离苏联答应提供的原子弹样品(后来并未提供)预定卸货的西直门火车站不远而被选中。作为办公区的花园路3号院,和作为生活区的塔院1号院,于1958年下半年同时开工建设。

  塔院1号院是一座布局规整的长方形院落,因其南边有一座建于明朝的七层八角砖塔而得名。塔院里建起了8栋单元住宅楼,两栋楼一排,共4排,从北至南为1-8号楼。

  先盖起来的1至4号楼的外墙都是黄色的,周围老百姓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单位的宿舍,习惯称这里为“黄楼”。黄楼有大阳台和独立卫生间,因为是按苏联图纸修的,甚至还有浴缸。

  1962年左右,又建起了5号楼。5号楼是塔院中装修档次最高的,地面铺实木地板,卫生间里有抽水马桶。这栋楼本来是要给苏联专家住的,因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这栋楼就主要分配给院领导和专家居住。

  刁筠寿家住5号楼1单元301室,对面的302是副院长马祥家。楼下的201住着第一副院长吴际霖,202是副院长郭英会家。101住的是副院长兼理论部党委书记彭非,对面是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周光召。理论部副主任何桂莲住401,对面是两航起义的骨干、从香港回来的李启廉。程开甲、朱光亚、俞大光等住在二单元,邓稼先、秦元勋、龙文光等住三单元。

  吴际霖的女婿唐信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塔院建成后,甚至一直到80年代,住5号楼都是某种身份的象征。其中,最东边的一单元位置最好,总共四层的楼房中,二楼又被认为是最佳楼层。

  住在二楼的吴际霖和郭英会都是九院元老。1957年,中央决定在二机部成立专门研制核武器的机构,即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不久后又在九局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九所”。筹建时,最初只有三个人——局长兼所长李觉将军、分管科研的吴际霖和分管行政的郭英会,白手起家。

  1964年3月,实为三位一体的九局、九所和青海221更名为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李觉任院长兼党委第一书记,刁筠寿任第二书记。后来机构和名称虽屡经变化,“九院”却成为一直沿用下来的习称。

  塔院就像一个小社会,有自己子弟小学和幼儿园。当时北京已有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小学,因此塔院子弟校就叫九一小学和九一幼儿园,正好机关也叫九所。

  九一小学是一座T形的红色砖混三层楼。那时的中小学都是木头黑板、电灯泡,这里却是当时少见的玻璃黑板,日光灯明如白昼。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很多大学毕业的俄文翻译工作量骤减,有几位就调来子弟校当老师。刁力的班主任就是位俄文翻译。班上才三十几个人,程开甲和朱光亚的女儿都在这个班上。

  塔院很奇特。家家户户几乎都是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生活,父亲多半都在青海。外边人对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院子充满好奇,有人戏称为“寡妇院”。副院长彭非的女儿彭康康(后随母姓改名为李康)记得,院子里的每个孩子脖子上都挂着钥匙,而这个钥匙能打开数家的门!忘了带钥匙就找别家孩子帮忙,只要试几把,就一定能打开。

  在很多塔院孩子的回忆中,关于60年代上半期的记忆都是金色的。那时候的天气比现在冷,冬天总是下大雪,春天不化。北土城有很多大树,像个森林。周围被农田包围,夏日蛙鸣此起彼伏,间杂着蛐蛐和蝈蝈的叫声,院墙外的大片玉米地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偶见农家的炊烟袅袅。

  九院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各地来的顶尖人员,九院人拿着邓小平签发的命令去全国各地,需要什么人,就调什么人。食堂的师傅于阿根曾是锦江饭店的大厨、一级劳动模范。除了科研人员,还有很多高级技工。周志兴的父亲是八级电焊工,被调进九院后,全家都获得了北京户口,还在塔院分到了一套两居室的住宅。

  足球是塔院的传统运动。5号楼的孩子们足球踢得最好,各楼联队不是他们的对手,在外面约球也无败绩。战绩如此显赫,主要是因为球队主力——李启廉的双胞胎儿子李惟淼、李惟霄兄弟,兄弟俩后来踢进了北京队。

  塔院里的孩子还兴下围棋,而且兴和大人下。刁锐听说楼上的何桂莲叔叔围棋下得好,就上门去请教,每次都是大败而归。小伙伴谷晓云常找邓稼先下棋,推荐他也去。一天,他敲门去挑战,邓稼先为人宽厚,来者不拒。下过几盘,互有胜负。他记得,邓稼先不管输赢,都是笑呵呵的。

  塔院很多孩子都有和邓稼先下围棋的记忆。有人回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大家都到院里的九一幼儿园去躲地震,邓稼先在过道上就摆下战场,一手拿烟一手拿着一杯茶,笑迎所有对手。赢了棋之后他会开心地笑着看对手,透着一种舍我其谁的神态。 

  刁锐的母亲是理论部支部书记,家里常有理论部的年轻人来,与她谈工作、谈心,也说家里的困难、婚姻恋爱的困惑等等。刁锐说,当时的党务工作就是这样的。

  九院理论部是真正的藏龙卧虎之地。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曾说,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九院的龙头在理论部。

  理论部有著名的“八大主任”。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江泽培、何桂莲、于敏。知识分子想法比较多,科学大家们各有各的专业和理论,每个人的个性也都很强,争论起问题来甚至会脸红脖子粗,但是在工作方案确定之后会放弃自己的见解,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刁锐说,当时原子弹攻关强调集体的力量,叫“多路探索”。“你证明了一条路是错误的,也是成绩,因为就避免了别人再走这条路。现在做科研,这种情况就很难出现,有人会说你没干活没干成。但是在当年,这种失败的探索也叫成绩。”

  在九院人心中,在氢弹理论攻关中做出重大贡献的黄祖洽就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探索者。虽然后来他没有被授予两弹元勋称号,但九院人都无比敬重他。

  “文革”岁月

  世外桃源般的塔院生活结束在1966年。

  “文革”开始后,仿佛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在塔院生活、工作了一辈子的许金鸽记得,有一天,小卖部外面贴出一张通告,上面是塔院有地主资本家成分的住户的名单,她的爷爷奶奶也在其中。她的爷爷受不了红卫兵的凌辱,割喉自杀未遂,被遣返回老家。他们姐弟三人被父母接到青海221基地,离开了塔院。

  彭康康记得,对门的周光召家被抄了,她的玩伴周莹一个人在大门敞开的乱七八糟的家里哭。楼上的吴际霖家也是一片狼藉。他的母亲自杀身亡,妻子受刺激太大,精神变得不正常,彭康康经常看到院里的小孩欺负她。吴家和彭家都被赶出了5号楼,赶到西平房居住。

  1968年,九院从二机部划归国防科委,整建制进入军队系列。大院开始军事化管理,每天早晨6点、下午2点、晚上10点,会响彻起床、上班和熄灯的军号声。

  1969年,塔院的人家大多去了河南驻马店上蔡县的五七干校,或是四川新建的902基地。院里变得空荡荡的。塔院之“塔”也在这一年被拆了,因为塔院生产大队要盖猪圈,没有砖头。

  整个塔院的人都在搬家,一辆小卡车在塔院转来转去收废品,收的全是书。陈昌浩编的厚厚几百页、大开本的《俄华辞典》,五毛钱一本。

  刁家兄弟都去插队,年底回京帮母亲收拾东西去五七干校,临行前去看望舅舅彭非。彭非抗战时期参加山西新军“抗敌决死队”,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受到隔离审查,后来染病高烧不退,才被放回家,已是肺癌晚期。舅舅嘱咐他们,要好好工作,听党的话跟党走。到干校的第二天,就传来他去世的消息。

  理论部副主任黄祖洽和秦元勋都被发配去了干校。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时,秦元勋活跃地向村里的乡亲讲解人造卫星的知识,他的大儿子秦朝斌还用数只二踢脚炮仗做了一个“三级火箭”,在水塘边进行发射演示。秦元勋说,自己也会设计人造卫星。

  当时,黄祖洽的儿子黄硕听了心想,这个人真会说大话。人造卫星是国家的高端技术,我们干校的这些普通人怎么能比呢?多年后他才知道,这些人还真不是普通人。直到“文革”快结束,他才从母亲那得知,“搞物理”的父亲是搞原子弹、氢弹研究的,秦元勋叔叔是数学奇才。

  1972年,黄祖洽结束了干校生活,先去了四川,后回京,搬进了塔院6号楼,与人合住一套单元。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黄家搬到了5号楼1单元三楼。

  王淦昌原来住科学院的专家楼,去四川工作再回北京后,原来在科学院的房子没有了,搬到塔院5号楼。后来当了二机部副部长后,又搬去了木樨地22号楼。22号楼的院子很小,他每天早锻炼围着院墙走,一天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倒,腿断了,卧床不起。本来身体不错的他,没多久就去世了。“贡献如此大的一位老科学家,最后遭到这样的意外,真是非常令人悲伤。”刁锐说。

  1976年,吴际霖病危,女婿唐信青从外地赶回塔院。

  唐信青1961年从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分配到九所“五室”做自动化控制工作。青海221厂建好后,他随九局和九所(除理论部外)迁去了青海。他每周都会去厂图书馆,久而久之,与吴际霖长女、在图书馆管理内部资料的吴昌久相熟,1966年结婚。婚后好景不长,1969年,221厂进入“二赵”(军管组长赵启民、副组长赵登程)军管时期,吴际霖、彭非、袁冠卿等厂领导和俞大光、陈学曾等专家都被关押审查,唐信青也被关了一年。1972年9月,吴际霖获准回京治病。

  唐信青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从他结婚到吴际霖去世,10年里家人总不在一处,全家人从未在一起吃过一次年饭,因此他与吴际霖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吴际霖去世后,他留在了北京。由于九所安排不了那么多人的工作,他去了二机部核武器情报室工作。他记着岳父临终前的嘱托,一直跟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塔院,照顾有病的岳母。

  当时,吴家已从201搬到对门的202,和郭英会家对调。唐信青听妻子说,这是因为吴际霖的母亲在家里自杀,家人不能再承受刺激。

  不久,郭英会调到国防科工委,搬离了塔院。邓稼先一家从三单元301搬了过来,住进这套房子。

  1979年4月,九院为吴际霖、彭非和袁冠卿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

  袁冠卿也是九院建院早期的副院长,“文革”中受到迫害和关押,1973年含冤去世。袁冠卿去世后,老领导李觉告诉他家人,其实5号楼建好后,专门给袁冠卿留了一套,被他谢绝了,说还是留给专家和科技人员住吧。袁家一直住在2号楼。

  最后的老住户

  80年代初,于敏家搬到了5号楼3单元201。这套房子原来合住的两家被调到了塔院别的楼里,房子分给了他家。

  1965年初,为突破氢弹理论,黄祖洽任组长、于敏任副组长的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31人调入九院。由此,赫赫有名的“八大主任”齐聚理论部。不过,那时5号楼已住满了,黄祖洽和于敏都没能住进去。

  于敏家刚搬进塔院时,住在7号楼,与另一家合住。1969年于敏和家人去了四川902基地,70年代初回北京后,搬到3号楼。这是一套两居室,带一个很小的客厅,六十多平方米。

  于辛小时候对父亲工作的印象,就是家里常常来人。开始他总想凑上去听,父亲就把他赶出去,但院里孩子也没什么人跟他玩,他只能在楼外待着,所以他小时候特别不喜欢家里来人。

  于辛印象最深的是邓稼先伯伯,觉得他特别和蔼可亲。“他的压力很大。他的特点是学术水平很高,又很民主,因此能把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于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塔院子弟何为曾回忆,“文革”时他正上小学二年级,老师经常给他们讲阶级斗争的故事。一次上楼找小朋友玩,路过于敏家,看到于敏和邓稼先两位叔叔正在楼道里嘀嘀咕咕,看到他立刻警觉地往楼下走。等他下楼回家时,两个人还站在总是乌烟瘴气尘土飞扬的垃圾道跟前嘀嘀咕咕,他就从楼门洞里悄悄监视他们,可惜很快被发现了,吓得撒腿就跑了。

  “文革”后,九院的领导层开始离散。

  1968年副院长郭永怀飞机失事殉职,1972年副院长彭桓武调任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长,1978年王淦昌调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

  八大主任里面,邓稼先调到院里当院长,周光召调到中科院,黄祖洽调到北师大,秦元勋、江泽培也先后离开。原先八大主任里四个搞物理的,四个搞数学的,留下来的只有于敏、周毓麟、何桂莲三人,搞物理的只有于敏一人。

  “很多能干的人都离开了理论部,‘上面的人’也走了。那时候社会上说‘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这是真事。”于辛说。

  改革开放初期,四川九院的八级工自己做电扇搞创收。这些电扇运行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不像市场上卖的电扇转起来嗡嗡响。

  80年代,于敏本也有机会走。那时钱三强去中科院了,跟他谈了几次,希望他去,但于敏考虑到还要做新一代核武器,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兴趣之间,他再一次选择了留下。

  “二赵”时期,炸药冷试验出了问题,军管人员怀疑有人搞破坏,邓稼先和于敏都进了“学习班”。军管组告诉于敏,你只要承认这不是技术问题就行,其他话不用说;后来又退一步说,不用承认,你只要不说话就算过关。

  “当时那个环境下他能顶着压力,还敢跟军管会拍桌子。他说,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决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是不行的。他说如果他当时承认了,他很好过关,也没有他任何事,但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塔院里人越来越多,住宅越来越紧张。小卖部、副食店所在的平房都拆了,盖起了楼。总之能拆的都拆了,能盖上楼的地方都盖上。于辛小时候跟小伙伴踢球的九一小学足球场,盖起了两座高高的塔楼。大概从90年代中期开始,塔院从人员比较单一的单位职工宿舍,慢慢变成大杂院。

  老住户逐渐搬离塔院,搬到了万柳地区。2000年以后,于敏家也搬了过去,算走得最晚的住户之一了。

  2012年,于辛的母亲去世了。于敏以前经常出差,家庭的担子大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父亲一直很内疚,由于工作忙、压力大,他觉得亏欠了我母亲。” 于辛看着父亲那种伤心劲儿,担心他一个人难以生活,就带着一家人搬了过去。朝夕相处,他开始更深入地了解父亲。以前不明白的一些事,也慢慢懂了。

  在于辛的印象中,如果没有人打扰的话,父亲可以看书看一天,从早上起来一直坐到晚上。他从年轻时养成的保密习惯一直没有改变。随手写个什么东西,或者算一算,完了之后这张纸就撕碎了。

  于敏爱看京剧,一直订《中国京剧》杂志,从1992年杂志创刊一直订到去世。他以前也会去戏院看戏,和邓稼先、何祚庥等几个人到戏院门口等退票,每个人都有等票秘诀,基本都能等到。他年轻时还爱打桥牌,有个叔叔曾告诉于辛,你爸爸打桥牌很厉害,他知道每一张牌是哪轮出的、谁出的。

  于敏不愿意去写点什么或留下些什么。因为他一直强调,核武器是一个千千万万人的事业,必须要精诚团结,密切合作,如果不能做到完整准确,那就不如不写。

  于敏一直在从事国防科技工作,给相关部门当顾问。有个叔叔告诉于辛,有些人当顾问是顾而不问,你爸爸是“顾而问之”。

  于敏到晚年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他一生没做什么原创的东西出来。从于敏的性格来说,他一直想搞基础理论研究,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但国家需要,只能责无旁贷。当年钱三强找他谈话的时候是说氢弹干出来就可以走,他没想到一干就是五十多年。

  2019年1月,于敏去世。于辛没有回到塔院。

  唐信青依然住在5号楼202。一到秋冬季,他的老伴的脑梗就发作得厉害,住进了老年医院,他就一个人生活。他对面的201,邓稼先夫人也依然住在那里。92岁的她也是独自生活,每天送奶员会把她订的牛奶送到家门口。

  塔院房子的外墙都新刷上了黄色涂料,成为名副其实的“黄楼”,只有5号楼依然保持着原来的砖红色外观。楼房显得残破了,电线纵横,防护栏凌乱。只有201的阳台没封,全然不设防地敞开着,当年邓稼先上班骑的自行车,还在阳台上。

责任编辑:张迪